我说这本书年轻

一、爱心与拯救

对这本书,初闻题旨,我击节赞赏;一卷在手,我怀疑挑剔;细阅其文,我屏息静气;未及掩卷,我已感佩折服!《拯救与逍遥》,这是一部年轻的佳作。

我虽孤陋寡闻,却好吹毛求疵。在读此书之前,万万不曾想到,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所写的东西,竟有如此份量——内容如此丰富,洞察如此深刻,问题又如此重要!它不仅在内容上跨越古今中外的艺术意境和文学、社会心理和哲学、宗教精神和神学,而且穿透这些文化、意识形式的厚重沉积,直抵其核心深处的社会、历史和人生的最根本问题。学术著作纵贯诸多学科横跨众多领域,本属常情,比比皆是;理论书籍立足于人生苦难的血泪之中,浸透着祈望圣爱的激越感情,这就属于凤毛麟角,极其罕见了。

我说这本书年轻,绝不只是说书中某些文句带有当代青年特有的稚气,也不只是说还有某些阐述不尽准确或不够严谨,更不只是说小枫比我年轻。固然,小枫的心何止“年轻”?他怀里有一颗稚嫩的“赤子”之心。就像婴幼儿厌惧满脸皱纹的“老巫婆”,他不能容忍世间的任何丑恶,以及任何纵容或助长丑恶的东西,不论这东西是先贤圣哲的古训,还是一代伟人的功业,是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还是遐迩传颂的千古名篇!

这本书的年轻,乃在于它一反那种龟缩象牙塔内、远离人间疾苦、划地为牢、赏玩古董式的学风,把形形色色的文学诗学的内容,把古今中外的哲学神学的传统,统统拉回到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这个根基之处,予以无情的剖析和深入的讨论。

所罗门在耶和华答应满足他的任何请求时,只提了一个请求:“求你赐给我敏于感受的心!”

今天,蛰居于象牙之塔的人们,高踞于庙堂之位的人们,奔逐于穷巷闹市的人们,争战于人生旷野的人们,都应该祈求得到这样一颗心,一颗稚嫩的、未被红尘掩埋的心!

我说这是一部佳著,绝不只是说它内涵深广,横贯中西,兼融文史哲于一炉。固然,作者的饱学多思、博闻强记,在书中表现得十分触目,书中不仅包容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诗人文豪、哲人智者以及宗教先知的大量思想资料,而且提出了如此众多又如此重要的问题,然而我也发现,过多的材料有时也堵塞了思路,过多的问题有时则淹没了主旨。我也绝不只是说,这本书在论述时追本溯源,剥蕉抽茧,旁敲侧击,反复辩难,颇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气概。因为我又觉得,辩论中的枝蔓常常转移了视线,论证时的繁复反而使问题复杂化。

这本书的宏大,乃在于它立足于世界人生之最深沉的根基之处,去探索世界人生之最崇高的超绝意义,确实有一种“顶天立地”的姿态;在于它直面“虚无”的无畏和憧憬“至福”的热忱,以及它对最低视角与最高境界的兼容并收,充溢着一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

在“世俗化”的现代,但丁式的宏富想象力,同吉诃德式的不妥协精神一样久违于人世了。生活在作为“炼狱”的此世之中的人们,既不思天堂,也不想地狱、沉溺于但丁所谓“炼狱七大罪过”(傲慢、忌妒、忿怒、怠惰、贪财、贪食、贪色)之中的人们,孜孜以求的不过是此世的“乐园”。这样的时代所缺乏的,正是这么一种不向现世屈服、敢于上天入地、追求神圣超越的气概!

小枫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并非“两处茫茫皆不见”。他体察人生苦难,正视那“没有眼睛也能看见的”世间丑恶;他坚信终极救助,仰望那只要有心总得依赖的绝对价值。在二者之间,他还发现了一条七色彩虹,那就是神圣的爱。小枫所说的“拯救”,是正视苦难,宏扬爱心,迈向超越;小枫所说的“逍遥”,是漠视苦难,冷却爱心,自求超脱。于是,他当然肯定拯救,否弃逍遥。于是,苦难、超越与爱,就成了这本书的三大主题。

二、苦难与罪恶

小枫这本书充溢着极其纯真的宗教精神。提起宗教,有些人会想到超脱,以为宗教就是要超脱出人间的苦难。

然而对于宗教精神,小枫给出了大出这些人意料但却十分纯正的描述。这种精神体现在小枫引用最多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这段话之中: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我们不能用别的方式去爱,也不知道还有其它方式的爱。为了爱,我甘愿忍受苦难。我希望、我渴望流着眼泪只亲吻我离开的那个地球,我不愿、也不肯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

为什么“只能在苦难中去爱”?因为若无苦难,要爱何用?爱是为苦难而存在的。为什么“只亲吻”这个地球?因为这个地球上有众多的苦难,无穷无尽的人类的苦难。

这种宗教精神,也就是宣告“上帝就是爱”的基督教的精神。

人类的苦难,是一切宗教的和非宗教的思想体系都无法回避的巨大难题。所有伟大的思想体系都努力要解答这个难题,不作出这种努力的思想体系,就不是伟大的思想体系。

基督教承认并正视人间苦难的事实。从古老的圣经到当代的神学,它一直把苦难列为严肃探讨的重大主题。基督教把苦难统称为“恶”。在基督教神学中,正如“善”不仅指伦理学上的即道德的“善良”,而且指本体论上的即存在的“完善”,“恶”同样不仅指伦理学上的即道德的“邪恶”,而且指本体论上的即存在的“欠缺”。恶是“善之匮乏”,也是“存在之匮乏”。这两个命题表明:苦难既与道德上的“不善良”即邪恶有关,又与存在上的“不完善”即欠缺有关。前者是人类这种存在物特有的罪过,后者是一切存在物共有的局限,两者都与上帝创世即“存在克服虚无”的过程有关。这就把苦难问题提到了不能再高的高度。

苦难或“恶”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人类造成的痛苦或罪恶,即基督教所谓“人类的罪”,另一类是自然造成的痛苦或灾难,即基督教所谓“自然的恶”。

先看“人类的罪”。一方面,基督教所谓“罪”,不同于法律上的罪,因为在法律上,不伴以违法行为的“邪念”并不构成罪,但在宗教和道德上,“邪念”就是一种“罪”。另一方面,基督教所谓“罪”,也不能等同于道德上的罪,因为它还涉及到道德上的罪之根源。

基督教所谓“罪”,意指对上帝的背离。这自然使我们想起所谓“原罪”的教义,想起亚当夏娃违背上帝之命而遭罚的神话,想起作为这一切之基础的“上帝”观念。把这些相互关联的东西按逻辑先后重新排列,并剥除其古老的神话外壳,则其表达的就是这样一些思想:第一,整个世界赖以存在的根基,或使一切存在物得以存在的力量,就是“上帝”;因此准确地说,上帝是存在本身,而比喻地说,上帝就是创造,或者说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当然也是人类的创造之父;第二,由于人自恃拥有知识,尤其是由于人拥有自由(即选择行动方式的可能),因而也就有了选择“毁灭”而不选择“创造”,即不是去促进而是去颠倒创造进程的可能,也就是所谓背离上帝而不与上帝合作的可能;第三,这就导致了人类的苦难和罪恶;由于这种倾向属于人类全体,遍及整个世界,不具备人格性又没有责任感的世界就将个人裹挟进不断升级的集体罪恶之中,这种共同的罪恶环境,就是“罪性”。人皆具有的局限性(即总是从自己的观察点去看问题),再加上人皆赋有的自由(即意志的自由或选择行动方式的自由),这些既是使世界纷繁丰富的条件,也是造成罪的条件,就是说,罪的根源在人自身之中,人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就是“原罪”说的含意。罪是人生的混乱、失衡和异化,是弄错了对象的献身态度,是偶像崇拜——祟拜自己即狂妄之罪,崇拜事物即纵欲之罪。罪使人走向低于人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走向死亡——灵魂的死亡。

显然,基督教所说的“罪”,比之道德上的“邪恶”,内涵更广也更深。它指出了邪恶的根源。我们不难看出,世间的苦难,多由这种“人类的罪”和邪恶所造成。

马塞尔把“罪”、“爱”和“存在”一起列为无法客观地认识的“神秘”,意思是说,对它们的认识,所凭借的只是主体自己的切身体验和参与。对于自己的选择所造成的“罪”,谁人没有体验过呢?世上的苦难或罪恶,难道不是由一个一个的人的一次一次的错误选择或罪,所造成或加强的吗?再看“自然的恶”。“自然造成的痛苦或灾难”,常常被认为当然与“人类的罪”无关,与人滥用自由形成的错误选择无关。但若深入探究一下,便会发现这种想法其实大谬不然。就人生一大痛苦——“非人造的”疾病而论,且不说艾滋病与人的性行为和道德选择有关,癌症与人的精神状态和环境污染有关;也不说精神病与人造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有关,精神疗法与人的主观意向和相信程度有关;现代医学向“身心医学”和“社会医学”发展的趋势,已经在普遍得多的意义上说明,疾病绝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再就水旱之类的“自然灾害”而论,不必说作为其原因的生态失衡来源于人类自私短见的行为;也不必说地球气候的“温室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活动的“愚蠢效应”;那保护人类免遭辐射危害的不可替代的臭氧层正在出现“空洞”,难道不是人类作为整体的自杀行为?人类为了“发展”而无休止地开发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难道不是在为自己编织绞索?就是那从常识来看绝对出于自然的地震灾害,姑不论震后新建的房屋不如原有房屋坚固这类蠢事绝不能归诸自然;也不论震前震后人们有关的工作方法和活动方式直接影响着损失的大小,我们只需想想:人类只要把用于战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智力匀出一半,用于地震科学,将会在多大程度上推进地震预报的发展,就不难明白,即令这一类灾难都不是同人的选择毫无关系的。

苦难伴随着人类。苦难也来自人类。至少,人类加诸自身的苦难,比自然加诸人类的苦难要多得多。小枫的书不断提醒我们勿忘人间苦难,但是我们更该思索探究苦难的根由。人的罪恶,就是制造人间血泪的祸首!对此,谁人能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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